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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图表6分析，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：第一，市盈率低于20倍是外资持续加仓HCL科技的“舒适区间”；第二，估值突破20倍可能是制约外资持续加仓的重要心理防线。我们从2007年年中市盈率在15倍降至2009年1季度5.7倍期间，以及之后到市盈率低于20倍期间，外资并未受到估值波动的影响，反而保持震荡加仓，持股比例从14%上升至2010年中期21%。在估值突破20倍之后，外资不再持续加仓，反而出现小幅度减仓（减至不到19%）。在2012年下半年HCL科技市盈率低至13.6倍之时，外资再次加仓，持仓比例增加至2013年末28%，与之相伴的是市盈率再次震荡升至25倍之上。之后外资持股比例保持较为平稳。在2017年年中到2018年年末，HCL科技市盈率在15倍上下波动过程中，外资再次出现较为明显的加仓行为，持股比例从25%上升至28%。

美国是否是特例呢？不是！在1985年，99%的英国上市公司分红，到2000年64%的公司还分红，到2006年分红的公司只占43%，成为少数。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普通法系国家（前英属殖民地国家），在1985年时，90%左右的上市公司分红，到2006年分红的公司不到三分之一。

不仅是全面摸清我国经济家底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也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。普查数据显示，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实至名归。同时，工业结构也在改善，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有所表现，高技术制造业法人单位的数量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达到9.5%。

尤其是，对分红有刚性法律法规要求的国家，比如巴西、智利、哥伦比亚、土耳其、希腊和德国，其上市公司利润的实际分红比例还远低于没有强制分红政策的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！许多研究表明，反倒是政府不干预上市公司分红等微观决策的这些判例法国家，其公司的利润分红比越高，在2006年为43%；而政府喜欢什么都管的大陆法系国家，公司在强制分红的压力下更会花力气、想办法逃避分红，在2006年的利润分红比平均为36%。在管制文化比较少、公司相对自由的社会里，公司更会把精力放在正业上，而在政府管制太多的社会里，公司的主要精力没法放在正业，心思只能花在规避制度约束上。

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快主要由三个原因造成，或者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有三类：第一，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是硬拼出来的。很多民营企业是从地方的小企业发展起来的，这些企业家原来对经济学、管理学不是太懂，但是他们通过硬拼一步步发展起来。第二，一些人在国外留学，接触到新的经济学、管理学，随后在中国成立企业。但是他们中的有一部分长期待在国外，对中国的国情不是太了解，所以在中国创立企业后又撤退到香港或国外了。

就今天的话题而言，我们知道了，上市公司的利润可以有三种安排：分红、扩大投资、或者回购公司的股票。哪种选择对股东利益最优，既取决于公司和行业的增长机会，也取决于税率政策、信息环境和股市质量。其次，一直到最近的半个世纪以前，从美国到欧洲、拉美和亚洲，各国股市投资者都更加认同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，分红证实公司的存在和信用。但是，信息革命和公司治理降低了投资者跟公司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，提升了信任，上市公司少分红成了国际新趋势。再就是，谷歌、脸书和以前的微软、苹果等公司都表明，对股东更重要也更好的回报是股价上涨，而不是红利。这些经验值得借鉴。